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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速递-特别企划】|​李蔓莉|初显成人期”:阶段特征与累积效应 2018年第11期

2018-11-04 22:06 9

摘要:处于青年期与成人期之间的“初显成人期”是青年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本文结合生命历程理论和“毕生发展观”将该研究范式扩展至对整体人生境遇的考察,研究青年角色的转化和顺序安排对于“成人期”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山大学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通过重复事件史模型,发现受教育程度提高与迁移经历是“初显成人期”的重要事件—初职、初婚和初育年龄提高的原因。其次,“初显成人期”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成年期”收入获得的提高;而选择“先立业后成家”的青年,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都更高。这说明,当代青年应该在“初显成人期”通过教育和迁移流动探索人生可能性,以找到符合自身价值的工作与伴侣,在该时期累积丰富的经验和资源,是其成年后获得理想收入和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初职;初婚;初育;初显成人期;重复事件史

一、引言

在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对于青少年产生了深刻变革,随着青年人组建家庭计划的延迟,在青年期与成人期之间增加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初显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这一概念源自于美国学者杰弗瑞·阿雷特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初显成人期”的文章和专著,该新兴范式也很快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关注[1][2]。这个时期并不是“青年的延长”或是“年轻的成年人”—而是在生理表征上已经成熟,但社会和文化并没有赋予其应有的成人责任和规范期望,因此可以概括为“生理成人性和社会成人性发生脱节”[3]。

本文将“初显成人期”置于更宏观的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进行考察,该理论认为轨迹(Trajectory)会对个体的后期生活产生影响,轨迹是指个体在成长历程中社会角色依次发生改变,如教育、婚姻等。“初显成人期”正是囊括了个体特殊的生命轨迹:在该阶段,青年的爱情、工作和世界观的可能性不断发生变化[4],同时青年的生活选择对其成年期有深远的影响[5]。

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初显成人期”对个体成人阶段的影响。主要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对于中国当代年轻人而言,“初显成人期”的阶段特征是什么?其结束标志是“成家”还是“立业”?第二,“初显成人期”的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第三,“成家”和“立业”的先后顺序和发生间隔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后两个问题是考察。

二、中国青年的“初显成人期”

“初显成人期”的重要原因是婚龄和育龄的推迟,这是由于在该时期许多年轻人有机会得以提高教育水平,或者进行地域流动[6],这些改变则延迟了他们进入成人的标志:结婚。例如,在中国,政府鼓励晚婚晚育的策略导向:结婚最低法定年龄为女子20岁,男子22岁,这也是我国青年平均初婚年龄较晚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初婚年龄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60年的19.55岁增加到1979年的23.01岁,达到峰值,随后略波动地上升[7]。这意味着中国青年同样在经历着“初显成人期”,而且该时期正在不断地延长。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认为“初显成人期”的核心在于初婚、初育年龄的延迟原因,以及由此过渡阶段所衍生的特殊状态。事实上,我国已有广泛的关于初婚、初职和初育年龄的讨论。总体而言,成家立业时间被延后的重要原因包括:第一,是教育扩招、教育年限的提高。而且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13],高校扩招使人口受教育结构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初婚年龄的延后[14]。第二,青年劳动力地域流动的增加。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15];流动的次数、距离和返乡计划也会影响初婚年龄[16]。但是,现有研究没有将初婚、初职和初育等事件纳入“初显成人期”的整体范式框架,缺乏对这些事件的相互关系的讨论。更重要的是,鲜有文献涉及这些事件对于成人后期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贡献和突破:

首先,扩展对初婚、初职和初育年龄的影响因素考察,而将初次结婚和工作的年龄视为相互依存的事件,通过重复事件的方法考察“成家立业”年龄的影响因素。其次,根据现有对“初显成人期”的研究可以推知,“结婚”是传统时期对于个体成年的期望,而在现代社会,步入成年的标志是个体经济独立,那么“获得第一份工作”是否可以作为判断个体脱离“初显成人期”的起点?本文期望讨论这种区分,哪一种更适合作为“初显成人期”终结的标志。最后,阿雷特等学者均认为“初显成人期”的首要任务是能够进入成人世界,建立稳定的生活结构[17],具体而言,“初显成人期”被认为是人生中重要的基础时期,该时期发生的事件,往往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即对个体的终生发展存在“累积作用”。这部分可以操作化为两个问题:第一,“初显成人期”的时间长度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第二,“成家立业”的顺序和间隔是否会影响成人期的成就?

综上研究及反思,本文进而构建出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成家”被认为是传统的成人标志,而“立业”则意味着青年开始拥有经济独立,这两个重要事件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根据以往研究成果,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城乡流动的加剧,是影响个体“成家立业”年龄的重要原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关键协变量对于“成家立业”等“初体验”事件的累积效应。因此,形成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城乡流动的加剧,是影响个体“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发生年龄的重要原因。

假设2:“初显成人期”的持续时间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

第二个方面,婚前已经立业,说明生理成熟和社会责任成熟具有同一性,婚后立业,说明相反。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而言,立业意味着可以有经济基础,而结婚,尤其是婚后的抚育儿女,会加快家庭的资本流出。因此我们的假设是先结婚后立业的个体,其成人后的个体收入(家庭收入)会更低,尤其是在婚后很快就开始抚育小孩,对成人期的发展更为不利。因此可以推论得到假设3。

假设3:“成家立业”的先后顺序和间隔会影响成人期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将分别验证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第一部分,涵盖了受教育年限与迁移流动对于“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年龄的影响;第二部分则在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考察个体在“初显成人期”的结构性安排对于成年后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和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山大学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该调查样本包含了全国29个省市,401个村居,14226户家庭,21086个个体,具有全国代表性、东中西各自代表性。该调查获得了被访者详细的迁移史、工作史等重要事件,以及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初婚、初职等信息。本文主要使用该数据库的个体数据部分。

2.研究方法

本文将通过拟合多个模型检验三个假设。其中,由于第一个假设的数据是多次发生事件数据(Multiple failure-time data),属于生存分析中的一种数据模式。生存分析是针对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的技术,这里的将事件的发生习惯性的泛指为“失败”,发生前的时间就是生存时间。“重复事件史模型”是由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基础上扩展而成,因为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会遇到不止一次重要事件,且每次事件均会受到发生在之前的一次或多次事件的影响。严格的复发事件数据要求事件发生存在先后顺序,属于同一种主题类型,或者事件之间存在相依性,删节时间与事件存在相依性[18]。例如,本文研究的初婚、初职被作为个体成人期的开始,“成家立业”及女性生育事件是多个具有连续性、相依性的事件集合,符合重复事件数据的基本假设。

对于重复事件数据有两个分类标准:第一,是否有顺序;第二,是否是同一类型[19]。Andersen和Gill将这种类型的数据概化为计数过程(Counting process)方法[20],例如:N(k)(t)代表每种类型对于每i个事件的时间。根据数据顺序和类型的差异有多种研究模型,包括:A-G模型[21]、WLW模型和PWP模型等[22][23]。

本文主要采用PWP模型进行拟合,该模型也称为条件风险集模型(Conditional risk set model),其前提假设是:个体在第一个事件发生之前不可能有第二个事件的发生风险;条件风险则意味着:时间所发生的事件是受限于时间的处境下事件的发生。例如:“先立业后成家”的青年,其结婚年龄受到其工作事件的影响。该模型根据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分层,在数据分析中,将整个时间轴根据事件发生次数做分段处理,将第一次事件的结束时间作为第二次事件的开始时间。

3.研究变量

因变量:初职、初婚和初育年龄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初婚是传统文化中“成年”的标志。但由于婚前同居和长期的独立生活,结婚已经不再是长大成人的标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经济独立则是成人的标准,在多数定量研究中,将初职作为个体有固定收入、不再依靠家庭的标志,因此本文将“进入初职”作为测量变量之一。同时,文本要考察个体成年后的发展状况,个体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作为测量变量。

自变量:主要是受教育水平和个体流动迁移状况。受教育水平区分为教育等级;个体流动包括户口流动、14岁以来是否有流动经历。此外,本文要考察“初显成人期”对于个体成年后的影响,因此将“初显成人期”操作化为进入初婚和初职与平均受教育年份的差值;同时根据“成家立业”的先后顺序操作成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出生世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

四、“初显成人期”的主要特征

因为在数据中无法观测到青年是否成熟、独立,因此将进入初职作为其经济独立的代理变量,通过观察在初职、初婚和初育年龄前后青年的重要事件,判断“初显成人期”结束的标志。“初显成人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不稳定性,例如:感情的频繁变动、教育专业的变更,但在中国,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是地域流动。跨越城乡的流动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因此,通过观察初婚、初职、初育和迁移年龄的关系(初育年龄只针对女性样本,因此区分性别呈现“初显成人期”与地域流动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初显成人期”在居住地层面的不确定性。

此外,本文根据“初显成人期”对人生阶段的定义,对初婚年龄和初职年龄进行删节。“初显成人期”主要指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这段时间,尤其指18~25岁[24]。但在20世纪末期的高校扩招和城乡流动的加剧,导致了年轻人进入职场和组建家庭的年龄延后,“初显成人期”的范围可能扩大化,因此本文保留了初婚、初职年龄在14到35岁的样本。

如图2所示,首先,初职年龄整体而言低于初婚年龄,大多数人在18岁左右开始第一份工作,而初婚年龄的众数则接近25岁;对于女性而言,初育行为平均在初婚之后的1年左右。其次,将迁移年龄与初职年龄相比较。第一次迁移的年龄与初职的年龄分布非常接近,而第二次、第三次迁移年龄则平均在进入初职之后。最后,将迁移年龄与初婚年龄相比较。初婚年龄整体分布在第一次迁移年龄之后,而与第二次和第三次迁移的年龄较为接近,但对于女性样本而言,第二次与第三次迁移基本在第一次生育年龄之前。

进而,表1分析了青年在初婚、初职前后,迁移次数频率的改变。在初职前的迁移频率低于进入初职之后的迁移频率。而在初婚前的迁移频率则高于婚后的迁移频率,这意味着更多的迁移选择是在婚前完成的。进入初职后,青年的地域不稳定性开始增加;到初婚之前,这是青年的迁移流动行为最频繁的时期,大多会进行1~2次地域迁移;而在初婚之后,青年的迁移行为逐渐减少,地域位置倾向稳定。综合而言,通过图2与表1探索性的初步描述统计表明,女性“初显成人期”大致以第一次生育作为结束标志,“初显成人期”的地域不稳定性的确存在于初职之后与初婚之前。

五、“初显成人期”与成年后的发展

1.“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的累积效应

本小节主要将初婚、初职和初育作为“初显成人期”中的重复事件看待,在分析年龄的世代变迁基础上,重点考察哪些协变量会影响复发事件的间隔(Recurrent events gap time),也就是两次相邻复发事件失效事件的时间差,影响生存时间的协变量的相关效应。

(1)初婚和初职年龄的变迁

图3是随着年份初婚和初职年龄的变化。首先,初婚与初职的年龄均呈现推迟趋势,而且初职年龄均低于初婚年龄。此外,在1980年到1990年,初婚年龄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先上升后降低),而初职年龄的上涨在1980年左右开始变缓。其中,男性初婚年龄始终晚于初职年龄;而女性的初婚年龄在2000年后变化平缓,而初职年龄仍然持续延迟,因此观察到初职年龄甚至晚于初婚年龄。

(2)影响“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年龄的因素

根据个体的初婚、初职年龄,将样本区分为“成家立业”(模型1)和“立业成家”(模型2)两种模式。模型1的因变量均为初婚-初职(初育)累积时间,模型2的因变量则为初职-初婚(初育)累积时间。在4个模型中,户口、父亲职业对其风险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城市户口以及父亲为非农职业的个体在近期进入初婚、初职和初育的风险率越低。此外,在性别分组、“成家立业”顺序差异的分组后,模型呈现显著的组间差异。第一,教育影响的性别差异:在女性模型中,教育对于“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发生年龄的影响为负,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在近期进入初婚、初职和初育的风险率越低,发生年龄越晚。而男性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初职发生年龄的影响为正,这说明男性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在近期进入初婚、初职和初育的风险率越高。第二,迁移经历影响的差异:在男性模型1和模型2中,迁移经历发生年龄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成家立业”的顺序而呈现差异,有户口迁移的青年,开始第一份工作和结婚的年龄更晚;但在女性模型中,如果是“先成家后立业”的青年,在14岁后如果有迁移经历,其结婚、工作和生育的年龄相对更早,即与没有迁移经历的女性相比,近期发生这些重要事件的风险会提高13.5%;但如果是“先立业后成家”,迁移经历则会导致其进入初婚、初职和初育的风险率降低7.7%。综合以上,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

2.“初显成人期”与成年后发展的关系

(1)中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持续时间

现有文献将“初显成人期”的持续时间定义为18岁到25岁,大部分传统文化将青年进入婚姻作为成年的标志,但事实上,每个青年进入初职和初婚的时间并不相同,“初显成人期”应该是一种被标准化的时间阶段,本文将其操作化为初婚(初职)年龄与平均最高教育结束年龄(17.5岁)的间隔,这与现有文献中“初显成人期”的起点年龄也非常接近。表3呈现了区分户口与性别的间隔时间:总体而言,农村地区的青年进入初婚和初职的时间间隔比城市地区更短,最高教育-初职年龄的差值平均为3.28年,最高教育-初婚年龄差值则为5.38年。而在城市地区的青年,在平均最高教育结束年龄7年后才进入婚姻。同时,女性进入职业生涯与婚姻生活的时间比男性更早。

(2)“初显成人期”对成人阶段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本文将“初显成人期”的持续时间操作化为独立的时间变量,这段时间虽然充满了不稳定、夹缝感,但更重要地,青年在这个时期探索自我同一性,以图回答“我是谁”和“将要成为谁”的问题;同时,他们逐渐远离了父母的庇护,拥有了对自身生活角色的掌控权利。总而言之,“初显成人期”是重要的积累阶段,这段时间的积累越丰富,越能有利于成人期的整体发展。本文主要将个体的收入和幸福感作为成人期社会发展的代理变量。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平均最高教育年限到进入初职的时间间隔越长,个体成年后的收入越高,每增加一年,收入将提高29.69%(e0.26-1);同时,越晚结婚的个体,在成年期的收入越高,每晚一年结婚,收入将提高22.14%(e0.20-1)。但是考察主观的幸福感模型中,初职的进入时间不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同时,平均教育年限到进入婚姻的间隔越长,幸福感却显著的越低。这说明,“初显成人期”作为早期原始积累的阶段,积累越多,越有利于成人期的客观经济地位。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但是,如果以结婚为标志的“初显成人期”越长,对于幸福感的效用却为负,这意味着结婚年龄相对越晚,越不利于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3.“成家立业”顺序与间隔对成年后的影响

“成家立业”是传统社会对于个体成人的期许,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文化的共同性,但是“成家”和“立业”两个重要事件的时间关系仍缺乏研究。很多青年则陷入究竟应该先“成家”还是先“立业”的困局中。在本节中,将讨论初婚与初职的先后关系,并解释青年对于“成家立业”选择的倾向原因,同时考察成家立业的顺序与间隔对于成年期的影响。

(1)初婚和初职的间隔差距

图4是区分性别和城乡样本所呈现的初婚年龄与初职年龄的差值。如果横坐标为负,意味着是先“成家”后“立业”,反之,则是先“立业”后“成家”。首先,如前文所证,大部分青年选择是先立业后成家。在农村样本中,大部分女性是成家立业同年进行,两者间隔为0的密度最大,此外女性样本出现了两个峰值,还有一类农村女性在进入初职5年后才结婚;农村男性也存在两类群体,但这两类的区分度不高,男性在确定初职后进入婚姻的时间更晚。其次,在城市样本中,大部分群体的初婚年龄晚于初职年龄,男性的初婚与初职的间隔平均更大,而女性的间隔更短,大部分在初职开始的5年内进入婚姻。

(2)“成家立业”的顺序和间隔对成人期的影响

如表5所示,本文检验了“成家立业”的顺序与间隔对于成年后的影响,模型1表明,与先成家后立业的青年相比,同时进行与先立业后成家的青年收入显著更高,这意味着婚前如果有独立经济能力更有利于个体在成年期后的经济水平。模型2与模型3则根据成家立业顺序区分成两个群体,模型2是婚前没有工作群体,模型3是婚前已经参加工作的群体,我们考察了初职到初婚的间隔对于成年后收入的影响,发现从初职到初婚的时间越长,个体的收入越高。同时考察了“成家立业”顺序对成年后幸福感的影响。同样发现,与先成家后立业的青年相比,先立业后成家的青年幸福感更大。而模型5和模型6也根据成家立业顺序区分成两个群体,对于先立业后成家的青年而言,初职到初婚的间隔越大,青年的幸福感越高。

六、结论与讨论

“初显成人期”作为重要的人生过渡阶段,却鲜有研究针对该时期与“成人期”的关系。首先,本文描述了“初显成人期”三个重要事件:初职、初婚、初育与地域不稳定间的关系,发现频繁的地域流动事件主要发生在初职以后到初婚(初育)之前。其次,本文考察了接受教育和迁移经历对于青年“初显成人期”重要事件发生时间的影响。将初职、初婚、初育视为有序的重复事件,通过重复事件史模型,以限定发生时间在前的事件对发生时间在后事件的影响。同时发现:传统协变量对初婚等事件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成家立业”顺序安排的组间差异。最后,本文重点研究了“初显成人期”对于“成人期”的影响。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初婚、初职的间隔作为“初显成人期”代理变量,发现该时期的延续时间越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但如果进入婚姻的年龄越大,成年后的幸福感越低。本文同时考察“成家立业”的顺序与间隔对于“成人期”的影响,发现如果选择在结婚前有稳定职业的青年,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都更高,而且两个事件发生间隔越长,也越有利于其成年后的发展。

综合而言,对“初显成人期”的研究范畴应该扩展至对整体人生境遇的考察,将其置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域之下,结合“毕生发展观”中对于个体角色的转化和顺序的相关理论。正如本文致力于的研究尝试,更关注“初显成人期”的重要事件的发生对于青年贯穿人生的意义。本文的启发在于,当代青年应该注意在“初显成人期”的经验积累和摸索尝试,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迁移流动获得更多的人生机会,进而找到契合自身价值的工作和伴侣,这是初婚、初职和初育年龄增加的原因,也是在成年后获得理想收入和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成家”是传统文化中对于“成人”定义,而“立业”则意味着经济独立和社会责任的承担,是现代社会所认可的“成人”。隐含的假设是认为“立业”才是“初显成人期”的结束。本文的局限性也在此,本文主要将“初职”作为“成家”的代理变量,但“第一份工作”可能并不能等同于“经济独立”,我们也发现进入“初职”大多发生在“初婚”之前,而真正意义上的“立业”可能是第二次的职业选择,也是“初显成人期”的终结。但因为数据中缺乏对受访者就业史的变量,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验证该想法。

李蔓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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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P5-14,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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